科學和技術并非一回事，兩者既有聯系也有區(qū)別。從孟德爾到袁隆平，我們看到的是科學理論支撐技術創(chuàng)新、共同形成“第一生產力”的生動例證
提起歷史上的生物學家，人們往往首先想到達爾文。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論證了物種的演化，但并沒有解決如何遺傳和變異的問題，真正回答這一問題的是奧地利學者孟德爾。從1856年到1864年，孟德爾利用豌豆進行雜交試驗，針對莖株高矮、種子皺圓、花色紅白等遺傳性狀進行統計分析，最終總結出遺傳因子的分離規(guī)律和自由組合規(guī)律。遺傳因子，也就是后來我們所說的基因。這一重大發(fā)現開辟了人類認識生命的新紀元，對于醫(yī)學、農業(yè)等學科領域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譬如，20世紀上半葉，植物學家發(fā)現了雄性不育的遺傳規(guī)律，為作物雜交育種技術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我國，最為人熟知的育種學家當數袁隆平。1960年，這位湖南安江農校的年輕教師了解到雜交育種技術已用于高粱和玉米，于是開始了水稻雜交育種試驗。當他把一株“鶴立雞群”的水稻植株的種子播到試驗田后，發(fā)現秧苗參差不齊，符合孟德爾定律，于是斷定：這個特異的稻株應該是天然的雜交稻。
令人稱奇的是，從1964年袁隆平開始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到1973年他帶領的團隊建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所經歷的時間竟然與當年孟德爾進行豌豆雜交試驗的時間如此接近！時至今日，雜交稻優(yōu)良品種已占我國水稻種植面積的一半，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從孟德爾到袁隆平，我們看到的是科學和技術的百年接力，堪稱科學理論支撐技術創(chuàng)新、共同形成“第一生產力”的生動例證。
在我國，科學和技術經常被縮略成一個詞——科技。但是，科學和技術并非一回事，兩者既有聯系也有區(qū)別�？茖W關注的是事物的本質、原理、規(guī)律，技術注重的是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譬如培育新品種、發(fā)明新方法和創(chuàng)造新工具等等。袁隆平的研究，總體上屬于重大技術突破的范疇。如果孟德爾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癡迷于豌豆植株高矮、種子皺圓的研究，可能會被一些人忽視。但是，如果沒有孟德爾的理論，就不會有袁隆平的成功。
說到這里，有人可能會問：我們可不可以坐等國外的科學成果出來后，再搞“管用”的技術研究？萬萬不可以。今天的科學和技術創(chuàng)新的步伐比19世紀時要快得多，等我們領悟到別人發(fā)現的可能用途，人家的樣機、模型、品種可能早已經推出了，我們只能永遠步其后塵。某種程度上，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是歷史留給我們的一個機會——由于西方關注玉米、高粱大大超過水稻，所以我們才有機會從頭開始搞雜交水稻。
根深才能葉茂，中國要成為領跑未來新技術革命的國家，必須下大力氣固本強基，在強調技術創(chuàng)新的同時重視基礎研究，努力成為科學發(fā)現和科學思想的發(fā)源地。
（作者系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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