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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休假當然是符合教師成長規(guī)律、有利于教師學術積累的好方式，但公眾的質疑也有一定的道理——有好的辦法，就一定有好的結果嗎？
■本報記者 陳彬
當一位大學老師已經享有了寒暑假，還有沒有必要再給他一年的自由時間，供其調整狀態(tài)，充電學習？
面對這樣的問題，相信很多人第一反應都是“沒有必要”，否則，教授們就有些太“清閑”了。然而，當這一年的自由時間被冠以“學術休假”之名后，問題似乎就不那么簡單了。
不久前，媒體曝出，北京語言大學擬自今年起實行學術休假制度，該校的16名教授將享受為期一年的自由時光。此消息一出，立即有輿論質疑這是一場特殊的“學術福利”。
對過去幾年的國內高教新聞稍加留意的話，不難發(fā)現近些年國內對于學術休假的是是非非已經爭論多時，至于其究竟是一種“福利”，還是教師應得的“權利”，不同的人也有著不同的見解。那么，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這種舶來的“休假制度”呢？
“腦殘”的質疑
事實上，對于公眾對學術休假屬于“學術福利”的質疑，很多高等教育界的人士并不以為然。
比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北京語言大學副校長戚德祥曾表示，在發(fā)達國家的大學，學術休假是一項基本制度，這一制度給教師一段“休假”時間，既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職業(yè)倦怠感，又可自由支配這段時間作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近年來，國外一些學者就利用學術休假時間來我國內地高校做訪問學者，共同開展研究。
“學術休假不是簡單的休息、療養(yǎng)。”戚德祥說，學校希望老師們從繁忙的教學工作中抽身出來，整理下自己5年、10年的學術積累，集中一學期乃至一年的時間去思考、寫作，或到國內外高校進行學術交流。
如果說戚德祥的解釋可以算作是面對質疑時的“自我辯解”的話，那么在國內某個以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為主的網絡論壇上，很多人對于所謂“質疑”的態(tài)度，也可以反映業(yè)界對于這一制度的歡迎程度——幾乎所有的網友都對這一制度表示贊賞和歡迎，有網友甚至直言，那些對學術休假的質疑簡直有些“腦殘”。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在業(yè)界大受褒揚的學術休假制度，在社會公眾層面卻遭到了廣泛質疑，這種反差的背后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從原理上說，學術休假當然是符合教師成長規(guī)律、有利于教師學術積累的好方式，但公眾的質疑也有一定的道理——有好的辦法，就一定有好的結果嗎？”采訪中，南京林業(yè)大學化工學院教授林中祥問道。
如果細究公眾質疑內容，不難發(fā)現人們的聚焦點大多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現行的考評方式下，學術休假是否會成為少數“實權派”的“專利”；二是冠以“休假”之名，學術休假是否真的會演變成為“簡單的休息、療養(yǎng)”。而事實上，類似質疑在多年前已經出現。2012年，吉林大學公開試點學術休假時，有輿論擔心這是另一種“腐敗”，而此前，某高校人事處曾組織一場為期7天的“學術休假”，路線為對某著名的長壽村及其他景點的“考察”……
“面對目前國內高教界嚴重的行政化傾向，教授素質的參差不齊，誰能保證公眾的擔心不會變成現實？我們當然希望學術休假制度能在國內順利鋪開，但現階段，我很擔心這種制度最終會演變?yōu)樯贁等说?lsquo;專屬福利’，”林中祥說，“別忘了，我們有大量的教授開辦自己的公司和企業(yè)。一年的時間，足夠他們好好打理一下自己的‘業(yè)務’了。”
模糊的框架
為了保證學術休假真的被用于學術用途，很多試點學校也采取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北京語言大學為例，該校便在通知中規(guī)定，老師在休假期間要與所在的院系聯(lián)系，還要在休假后提交報告。
然而，這樣相對寬泛的規(guī)定，是否能產生足夠的約束作用卻是個問題。
2012年，就在吉林大學出臺學術休假的相關規(guī)定時，曾有媒體致電吉大相關部門，希望了解規(guī)定的詳細內容，但得到的回應卻是“只有大體框架，相關細節(jié)還沒有弄清”。而就在吉大的“學術休假令”頒布后的幾天，又有5所院校相繼出臺了類似“只有大體框架”的規(guī)定。
“學術休假當然需要給教授以足夠的自由，但這并不代表高校不應對其一年的活動置之不理，框架的模糊很容易導致教師學術休假的變味。”某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師在采訪中這樣說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外，各校有關學術休假的政策大體相同，一般涉及取得休假資格的服務期限，休假的目的，休假前的要求，同一時期休假教師的數量，休假期間的薪酬，休假后的職稱、職位、資歷等權利問題，以及休假的期限。對于教師在學術休假期間的活動，高校其實是處于“置之不理”狀態(tài)的。這是否意味著國內高校也可以如此呢？
北京林業(yè)大學園林學院副院長王向榮并不這么認為。“國外高校對于教授的管理相對寬松，這首先是由于其教授資格授予相對嚴格，教授對自身的學術聲譽和學術榮譽感更強。同時，國外高校相關配套政策也已經比較完善，因此可以給予教授更多的自由。然而，國內高校由于相關機制體制并不完善，教授本身的‘含金量’無法與國外相比，某些教授的學術自覺與自律性也有待提高。因此，我們在制度層面上做更多要求其實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王向榮說。
兩難的處境
王向榮早年曾在德國學習和工作過一段時間，對于學術休假這種在國外十分常見的制度，他并不感到陌生。但是，回國的這些年，他卻再也沒有聽說過有誰曾享受過學術休假的“待遇”。
事實上，自本世紀初，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武漢大學等在內的高校試點“學術休假”以來，國內曾享受過這種“待遇”的教師的確鳳毛麟角。甚至一項2009年的統(tǒng)計數字曾顯示：如果自2004年算起，5年間，國內真正享受過學術休假的人數為零。
對于這一狀況，王向榮并不覺得奇怪：“相比于國外，國內高校教師的教學壓力要大得多，教學都是在滿負荷甚至超負荷地進行，教師幾乎沒有條件長期離崗。”
王向榮的這番話的確能找到事實佐證。
2004年，中國農業(yè)大學曾試行教師帶薪學術休假制。在接受校內媒體采訪時，該校的多位教授對該制度大加贊賞，但也異口同聲地表示，自己短時間內不打算申請學術休假，原因出奇一致——不想影響教學。“每學期課程都比較多，學術休假會給教學帶來影響，也可能給教學管理帶來麻煩，所以還沒有這樣的打算。”該校某教師這樣說。
于是，國內高校教師面對學術休假制度時，似乎陷入了一個兩難境地——制度未來時熱切希望，當制度真的落實，卻又因為手頭繁重的教學、研究壓力而不得不選擇放棄。事實上，面對這種兩難處境的除了高校教師，還有“水土不服”的學術休假制度本身。
林中祥直言，學術休假的本質是為有志于學術和科研的教師提供一段避免其他干擾、能夠根據自身意愿從事學術交流和沉淀的時間，而在現階段的國內高教界，由于大環(huán)境的限制，很少有教師能夠真正具備這份內生動力和自覺性。因此，在沒有足夠的大環(huán)境保障的前提下，學術休假制度在國內并沒有生存環(huán)境。“大環(huán)境不調整，學術休假最后搞成什么樣子誰也說不好。”
“如果沒有大學內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不切實推行學術自治、教授治學，只怕學術休假這樣的好制度也難有生長的土壤。”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也發(fā)出類似的感慨。
多余的壓力
然而，無論人們對學術休假的褒貶如何，一個客觀現實是不容否定的——學術休假制度本身對緩解教師的職業(yè)壓力、提升學術素養(yǎng)是極具好處的。而當這一制度遭遇“水土不服”時，我們又該如何減少教師的職業(yè)壓力呢？
以王向榮所在的風景園林專業(yè)為例，他目前所面對的壓力主要包括四方面：首先是教學和學生培養(yǎng)的壓力，其次是科研壓力，第三是社會服務和項目實踐壓力，最后是學校和學院各種事務的壓力。
“其實國外高校教師的壓力也不小，但他們所面對的壓力更加集中于教學和科研，高校對其事務性的要求相對很少，而且學校給予他們‘消化’這些壓力的時間也很長。相比之下，我們的老師要面對太多無關教學、科研的事情，相關部門的要求有時也顯得有些短視。”
此外，王向榮表示，目前在國家層面上，總體過于量化的評價體系也給了教師很多不必要的壓力。“比如大量的考核指標，眾多的排名，這些都無形之中對高校施加了太多的壓力，高校只能將這些壓力轉移至教師身上，每年要求教師作出各種成果，這樣的學術研究很難有深度。而必須完成的某些考核指標對于學術積累和教師的進步并沒有幫助。”
對此，已故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原教授龔書鐸也曾發(fā)表過類似的觀點，他表示：“現在有一個不妙的趨勢是管理者把量化問題看得越來越重，這就很值得憂慮。量化只是一個導向，唯‘量’是從肯定不利于學術發(fā)展……我們必須正視唯‘量’是從所帶來的嚴重后果。”
“如果能夠在政策層面減少教師身上不必要的壓力，即使國內目前還難以實施學術休假制度，教師的學術成長環(huán)境也會得到顯著地改善和提高。反之，如果教師身上的那些壓力不予消除，甚至愈加沉重，即使實施了學術休假制度，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真正需要關注的問題，并不在制度本身。”王向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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