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Sophie Thuault-Restituito進入擔任博士后的第12年時，她終于認為已經足夠了。她在英國倫敦完成了自己第一個博士后經歷，然后在2004年來到美國紐約大學，開始了第二段博士后工作。8年后，她仍然在這里做博士后，依靠由不確定的外部經費支付其薪酬。由于對阿爾茨海默氏癥的研究沒有刊登在高端學術期刊上，Thuault-Restituito未能在美國或歐洲獲得學術職位。雖然她熱愛科學，但為了家中的孩子，她認為自己需要更穩(wěn)定的收入。“我的積極性已經喪失，我已經不再做實驗。”她說。

因此，在2013年，Thuault-Restituito在紐約大學獲得了一份研究實驗室運營經理的職位，她將負責協調建筑物改建工作和促進實驗室間的合作。

Thuault-Restituito面臨的是遭受破壞的博士后體系。這些技藝精湛的科學家是推動科學研究的重要引擎，但他們獲得的報酬通常很少，并且無法在學術界發(fā)展下去�？茖W博士后的數量在激增：在美國，2000年至2012年間，數量增加至150%。但終身職位和其他全職教師崗位已經飽和，有些地方甚至在收縮。許多博士后轉而投向其他職位，但那些希望能繼續(xù)從事科研工作的人面臨更多的是失敗。

在美國生物醫(yī)學研究領域，該問題格外嚴重，而在其他國家和其他學科，也有類似趨勢。博士后的薪酬仍然很低。“我們的動機都是錯的。”致力于研究勞動力市場的佐治亞州立大學經濟學家Paula Stephan說，“我們讓博士后的薪酬如此低，以至于研究室負責人都愿意雇傭他們。”

目前，針對博士后問題的討論聲越來越大。2014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召集的一個委員會發(fā)表了旨在突出和改善博士后困境的報告。該委員會要求上漲博士后的薪酬，從目前推薦的起始薪酬42840美元增加至5萬美元，并且將博士后的年限限制在5年。

但專家認為，改變非常困難：國家科學院在15年前也提出了類似建議，但毫無效果。而一些國家和研究機構也已經開始著手解決問題。數家美國高校已經執(zhí)行5年限制，新西蘭則在提高門檻，削減博士后數量。“我們常冒著這樣的風險，制造數量多于崗位吸納能力的科學家。一些改變必須發(fā)生。”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校長Shirley Tilghman說。

博士后固定期限

2008年，紐約大學醫(yī)學家就決定開始將博士后工作年限限制在5年。2014年，約400位博士后中有35位由于時間限制而離開了這里。

美國博士后聯合會主席、紐約大學醫(yī)學院博士后項目主管Keith Micoli表示，時間限制讓許多人感到痛苦。“反對的人給我提出了一個倫理問題：什么對博士后個人最好，什么對整體而言最好？”

Micoli表示，設置硬期限能強迫博士后進行職業(yè)選擇。他提到，在2014年離開紐約大學的博士后中，獲得教師職位和離開學術界的人數量相當。

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型大學，例如加州大學系統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等，也推行了5年限制。但該限制并沒有被嚴格執(zhí)行。博士后通常要求延長到6年，而且，一些人轉移到其他“隱性”崗位。2006年，在學校開始更嚴格執(zhí)行5年限制時，Thuault-Restituito被提升為“助理研究員”，但這一崗位并沒有為她帶來更多的薪酬和工作保障。“我的職位和在實驗室的工作沒有變化。”

北卡羅來納大學博士后事務辦公室主任Sibby Anderson Thompkins表示，現在的博士后開始擁護時間限制政策。他們希望能盡快找到職業(yè)道路，并在機會到來時盡早出站。

英國、法國和德國也在嘗試時間限制政策，其勞動法限制了在被長期雇傭前，學術研究人員能簽訂的短期合同的年限。但目前尚不確定這些法律將有利還是有弊，因為這些規(guī)定通常會改變。例如，在德國，一項法律最初計劃將博士后合同控制在6年內。但后來該法律被修改，將時間延長到其獲得外部經費的時間。結果是一些科學家從一個博士后崗位跳到另一個崗位。“并沒有短期合同數量的限制。”德國天文學博士后Sibylle Anderl說，“德國博士后面臨的實際問題是沒有足夠的固定職位。”

削減數量

如果不希望受到強迫政策的約束，那么博士后的門檻應該提升。這也是新西蘭政府在2010年計劃削減一項資助約90位博士后的項目的原因。在此之前，該國政府為大部分博士后提供了薪酬。因此，當政府資助削減后，博士后崗位也隨即減少。

Lara Shepherd 就受到了沖擊。當其所在的進化生物學領域的獎學金消失后，她的第一份博士后工作走到了盡頭。之后，她在梅西大學獲得了第二份博士后工作，不過她將無法得到垂涎已久的學術職位。“新西蘭太小了，專業(yè)領域的職位非常少。”她說。

最終，Shepherd在新西蘭博物館獲得了一份臨時工作，并從新西蘭皇家學會獲得一份早期職業(yè)資助。目前，她主要負責監(jiān)管植物、動物和化石樣本的遺傳學分析。如果沒有獲得資助，她說，“我可能已經離開科學界了”。

但新西蘭的許多研究負責人對這一現狀表示不滿。如果沒有博士后的幫助，他們會身陷實驗室管理和指導工作中，并且他們表示實驗室已經開始依賴畢業(yè)生。“我們正在將年輕的研究人員排除出我們的系統，而取代他們的甚至是更年輕、缺乏經驗的研究者。”奧克蘭大學物理學家Shaun Hendy說。

一旦經過訓練，該國最好的博士生可能跳出科學界或遠赴海外從事博士后工作。Hendy預測，這樣的博士后空缺將導致研究項目質量更低且更簡易。“我確定生產力肯定會受到影響。”

維多利亞大學生物科學院院長Simon Davy則表示，如果沒有博士后，大學中的研究文化將失去活力。該學院中35個研究小組僅雇傭了不到10位博士后。而他自己的實驗室在過去五六年很幸運地擁有兩位博士后，他表示，這將其研究小組的生產率增至3倍。

大部分美國研究人員也反對縮減博士后數量。美國國家兒童健康和人類發(fā)展研究所細胞生物學家Jennifer Lippincott-Schwartz表示，人們幾乎無法判斷誰具有未來研究巨星的特質，直到博士后生涯中期才慢慢凸顯出來。

改造實驗室

Tilghman表示，要真正解決博士后問題，需要徹底改變實驗室構成，讓它們更小，具有更高的固定人員比例。這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報告提出的建議之一。“我考慮得越多，就越相信問題的關鍵在于實驗室的結構。”Tilghman說。

但她表示，最大的挑戰(zhàn)是，說服實驗室負責人擁護這樣一個模型——當存在對研究生和博士后代表的廉價勞動力的巨大偏好時。Tilghman表示，當一個科學家能頂3個缺乏經驗的研究人員時，這種偏好是短視的。“我們需要說服研究人員這才是真正的交易，有助于提高研究效率。”

威爾康奈爾醫(yī)學院神經學家Gregory Petsko提到，那些實習生飽和的實驗室并非通常會取得好成績。Petsko提議結合各種策略——時間限制、更少的博士后職位和更多的研究員，以便縮小膨脹的博士后人群。“我認為目標是讓博士后成為某些特別的職位，成為博士后應當十分困難——比成為研究生更難。”

不過，Davy表示，這些解決方案應該全球推廣，至少那些在一個國家無法獲得工作的博士后不應簡單地跨出國門就能找到職位。他表示，在一個理想的世界，博士后應該在任何他們希望的地方獲得資助。“這些人應當去最好的實驗室、最好的地方工作和接受訓練。”（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