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77年恢復高考至今恰逢40周年，在歷經多次大大小小的制度革新之后，2017年，新一輪高考改革正如火如荼。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教育家欄目將選取40年中的10個節(jié)點推出系列報道，記錄恢復高考后的部分重要改革。通過回望這40年來高考改革“故事”，我們可以更清晰地認識高考這一牽涉民生甚廣的教育公共政策，為回答“未來改革將向何處去”提供“經驗”支持�；謴透呖�40年，改革一直在路上。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尋求更為公平公正的人才選拔制度，讓每一個同樣努力的人得到機會，讓每一個不同特質的人能盡其才，這樣的改革初心不會變。

1999年6月25日，央媒陸續(xù)發(fā)布“今年全國高等教育招生大幅增加”的相關報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

此前，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肆虐之際，曾被稱為“高校擴招之父”的經濟學家湯敏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名為《關于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擴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議書，建議中央擴大招生數量。

這份建議被采納之后，中央很快制定了以“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就業(yè)壓力”為目標的擴招計劃。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頒布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提到，到2000年，積極穩(wěn)步發(fā)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11%左右。

湯敏說，擴招為中國多儲備了好幾千萬大學生。目前每年招收700萬大學生，是大擴招前的近7倍。如果沒有大擴招，可能會少培養(yǎng)幾千萬大學生。中國過去十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經濟體量達到世界第二，中國人才素質的整體提高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對擴招早有共識

“1998年經濟危機，但是家長還是愿意把錢花在教育上。”5月22日，湯敏在《知識分子》舉辦的一次線下嘉賓對話上說，“教育不止是消費，大家都知道，教育還是投資，是為你的下一代，為你的孩子，為家庭，也是為國家投資。所以大家愿意花錢，因為是有回報的。”

湯敏說，他當時特地去查了世界銀行的數據，有個數據是18歲到22歲“適齡青年入學率”，1998年中國是2.4%，加上成人高考，總共是4%。相比而言，韓國是51%，中國臺灣是39%，中國香港是20%，都是中國的若干倍。而當時GDP不到中國的一半的印度是8%，印尼是10%，泰國是17%。

湯敏表示，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大學教育一直效仿前蘇聯的精英教育模式。精英教育就是把受教育的機會給少數精英，讓他們免費上學。

他說，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1998年時中國一個高校教師教7個學生，而當時韓國的師生比是1比33，臺灣是1比21，發(fā)達國家是1比15到20。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師資完全可以支持高校擴招。

事實上，1990年中國教育部門已經有規(guī)劃，配合社會經濟發(fā)展，高等教育逐漸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

1996年的《全國教育事業(yè)九五計劃和2010年發(fā)展規(guī)劃》提出，2010年高教發(fā)展目標：在校生增加到950萬，毛入學率達到11%左右。隨后的兩年，擴大高校招生規(guī)模的呼聲逐步升高，當時的教育部相關部門也就擴招問題進行過不同形式的研討，并開始加快招生計劃增長節(jié)奏。

湯敏認為，對于擴招在當時已經有一些共識，而核心焦點是擴大多少與速度的問題。當時教育領域有一種聲音是希望多給一些時間，以做好準備，節(jié)奏上也更和緩一些。

1998年11月，時任亞洲開發(fā)銀行高級經濟學家的湯敏向中央提出“三年內將大學招生人數擴大一倍”的建議，他提到的5點擴招理由是：當時中國大學生數量遠低于同等發(fā)展水平的國家；國企改革帶來的大量下崗工人如果進入就業(yè)市場與年輕人競爭會出現惡性局面；國家提出經濟增長8%的目標，教育被認為是老百姓最大的需求，擴招可以拉動內需，激勵經濟增長；高校有能力接納擴招的學生，當時平均一個教師僅帶7個學生；高等教育的普及事關中華民族振興。

這份建議很快被中央采納。

中科院研究員胡鞍鋼、施祖麟在1999年2月撰文稱，加速發(fā)展高等教育是擴大內需最優(yōu)先的利國利民工程，應當及時列入中央決策與地方決策最優(yōu)先的議程。同年3月26日，他們又明確提出，我國今后高等教育發(fā)展的基本方針應該是“加快發(fā)展、加速變革”。加快發(fā)展就是要擴大高等教育總量規(guī)模。

就業(yè)率成爭議焦點

1999年，當高校擴招的消息傳到浙江省臺州市某縣級非重點中學時，正在讀高三的黃小花（化名）和她的同學們特別興奮。她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介紹稱，她的同班同學劉剛（化名）在60人的班里排名二三十名，“我覺得我們班就是他（受到）影響是最大的，因為高校擴招給了他一個希望，而且他也抓住了這個希望。”

當年9月，劉剛考取了山東的一所高校，四年后，劉剛考取了浙江大學的研究生，而今，劉剛已經是浙江大學的一名教師。

而1999年，也是黃小芳所在的高中截止那年為止高校錄取率最高的一屆。

根據教育部官網歷年 “全國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統計公報”，1998年本專科招生人數為108.36萬人，而1999年躍升到了159.68萬人，當年擴招了約52萬人。

當年，當黃小花如愿成為浙江大學農林經濟管理專業(yè)的學生之后，她很快感受到了高校擴招給她的大學生生活帶來的不同。

“上一屆好像每班是20個人左右，我們這屆是每班33個人，我們系這一級一共是65個人，上一級才47個。”黃小花對澎湃新聞說，盡管人數增多，但并沒有感覺到造成校舍和師資等方面的影響。

但湯敏坦言，在短期內擴招唯一的短板就是大學校舍、圖書館、實驗室不足。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對澎湃新聞表示，剛擴招的時候問題是比較大，校舍的擴建跟不上，但現在這么多年過去了，校舍的問題已經慢慢地解決了。

高校擴招對黃小花沖擊最大的是2003年畢業(yè)時。“因為我們那年就業(yè)的人數非常非常多，一下子出來。”黃小花說，雖然是從浙江大學這樣的名校畢業(yè)，但是當時找工作還是挺難的。

湯敏認為，反對擴招的人往往會用當前的大學生就業(yè)難來非難擴招。他表示，擴招后，從1998年每年招生100萬，增加到今天的700多萬。但是擴招并沒有擴出人來，如果不擴招，剩下的600萬大學生中學畢業(yè)就得去打工，如不上大學，他們找工作可能會更難，他們拿的工資可能會更低。

根據麥可斯公司的調查數據，中國現在大學畢業(yè)生就業(yè)率大概在92%左右。在剩下8%沒有就業(yè)的人里面，其中一半還繼續(xù)在找工作，還有三分之一是準備考研、考公務員、出國留學，真正沒有出路的大概不到2%。

劉海峰認為，高校擴招還帶來了高校教育質量的問題。但他同時表示，中國很重視高等教育的發(fā)展，這個問題也在慢慢地解決。

湯敏對此問題認為，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擴招后中國總體的高等教育水平是提高了。

為國家儲備人才

來自山東泰安某縣的李強1980年參加高考，他清楚地記得，高考那年錄取率只有8%，他們縣里的第四名只被一所大專錄取了。而當他的女兒李莉2009年參加高考的時候，高校錄取率已經達到了62%，他經常稱，考上211大學的女兒如果在他高考的那年參加高考，可能連大專都考不上。

李強所言也許不是戲言。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說當時中國高考前還有預選考試，預選考試通過了才有資格進考場。“所以一組小數據，1990年我們招了60.88萬人，大概40萬�？粕�，20萬本科生，如果拿今天的數據來對比的話，當年能夠上專科的孩子，今天最差也是211。”

湯敏表示，中國過去十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經濟體量達到世界第二，中國人才素質的整體提高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非常驕傲中國在關鍵的時刻儲備了大量的人才。”湯敏說，“從微觀角度來講，大擴招肯定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從戰(zhàn)略上來講，擴招遠遠是利大于弊的。”

對于“擴招之父”這一頭銜，湯敏覺得“不合適”，他說，擴招的功勞應該屬于當時的決策者，他們當時頂著很大的壓力，從國家的大局考慮，當斷就斷，該出手時就出手。擴招的功勞也應該屬于各個大學的校長、老師，是他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很好地完成了擴招的任務。

湯敏表示，世界在未來二三十年里面要發(fā)生前所未有的巨變，“哪個國家人才儲備得好，哪個國家跟得上這種新的變化，哪個國家就會先上去，否則就會被淘汰。在關鍵時期高校擴招為中國儲備了這么一大批人才，這是最重要的。”

他認為，中國的大學擴招是中國教育發(fā)展的又一個里程碑，它跟改革開放后當年恢復高考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如同所有的重大改革措施一樣，擴招的過程中有很多問題，但是他還是堅持認為利大于弊，方向沒錯，時間過去得越久遠遠，它的重要性和戰(zhàn)略意義越可以顯現出來。

劉海峰也表示，高考擴招給更廣大的青年學生帶來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提高了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有著深遠的意義，而面臨的高等教育教學質量等問題，國家也在高度重視，正在慢慢地解決。

為防止簡歷投遞丟失請抄送一份至：boshijob@126.com（郵件標題格式：應聘職位名稱+姓名+學歷+專業(yè)+中國博士人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