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高校獲準加入到綜合改革的行列中。然而，眼下不少高校的綜合改革方案缺少推進目標、時間表設計、驗收評估要求等要素。高校自主權的下放和綜合改革的進程在具體政策格局中和不同地區(qū)的發(fā)展方面呈現“有進有退”的態(tài)勢。這不禁讓人思索——

■本報記者 溫才妃

如果將時鐘撥回到一年前，這一時段恰好是教育部規(guī)定的直屬高校上報本校綜合改革方案的最后期限。

伴隨著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戰(zhàn)略部署，教育部出臺了《關于2013年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意見》，將高校綜合改革提升為改革之要義。

就在去年，清華和北大主動請纓，希望率先探索綜合改革，由此全國高等學校綜合改革正式啟動。之后，上海交通大學、廈門大學等越來越多的高校獲準加入到綜合改革的行列中。隨著綜合改革的陣營越變越大，一些共性的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

一年的得與失

去年10月31日、12月1 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兩所高校的綜合改革方案分別獲得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批準，兩所高校成為綜合改革的排頭兵。

一年過去，綜合改革為高等教育發(fā)展帶來了新的動力。

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盧曉東舉例，清華大學成立了新雅書院，進一步深入探索通識教育。該校評分方式由百分制轉向等級制等改革，抓住了高等教育的本質，在新的階段對國內高校改革具有引領作用。

地方高等院校也在積極行動，從頂層設計的高度思考和行動起來。青島大學、臨沂大學的本科教育綜合改革方案亮點頗多；汕頭大學推動住宿學院改革，建立了幫助學生學習的“學習中心”；河北大學工商學院作為一所獨立學院，因地制宜完成了住宿書院組織模式的轉變，成為地方高等教育發(fā)展中的亮點。

學位證書的制發(fā)權由教育部變?yōu)楦鞲咝＃�在實質上增加了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12月14日，清華大學率先公示了其新的學位證書。證書美觀、大方與個性兼?zhèn)�，成為清華大學畢業(yè)生質量與獨特性的標示。北京大學的學位證書也已經設計完畢，即將公布。這一改革始自于清華、北大在綜合改革方案中對學位證書印發(fā)自主權的申請，將惠及全國高校。

盧曉東指出，當前這一自主權的重要意義很多大學尚未充分理解。例如，河北省的地方高校因為獲得了學位證書的自主權，在雙學位專業(yè)設置和學位頒發(fā)方面，在邏輯上已經不受制于地方教育管理部門落后政策的不當約束。“這一政策的意義如被充分理解和運用，在雙學位、榮譽學士學位發(fā)展方面都會有重大突破。”

也正因如此，這種自下而上的改革，讓人們對學位證書“自主設計”改革的未來充滿期待。

與此同時，在一年的改革進程中，我們也不難發(fā)現，由于受到外在因素的沖擊，高等教育政策系統構建中的邏輯局限進一步凸顯出來。

一方面，受自主招生腐敗案、湖南大學研究生轉學事件等影響，政策上的調整將原本已步入軌道的改革放緩甚至收緊。

另一方面，地方高校的發(fā)展仍然受制于地方高等教育主管部門、發(fā)改委和物價部門、組織部門思想和政策的制約，輔修、雙學位制度、學分收費等改革都受到影響，“綜合改革”中的“綜合”作用尚未發(fā)揮出來。

“可以說，在綜合改革進程中，高校自主權的下放和綜合改革的進程雖然以進步為主基調，但在具體政策格局中和不同地區(qū)的發(fā)展方面呈現‘有進有退’的態(tài)勢。”盧曉東說。

現“意向計劃”傾向

今年年中，小張所在的安徽省某地方院校啟動了綜合改革。改革進行了大半年，小張說，“身邊的變化很明顯”。一些過于理論的課程被砍掉或壓縮學時，一些實踐性強的課程劃撥出去給企業(yè)人士授課。然而，一些在小張等教師看來“很重要”“一直都在反映”的老問題，如進修、掛職卻還是得不到有效的解決，讓他們頗為苦惱。

作為一名普通教師，小張所能感受到的只是身邊的變化。而綜合改革涉及頂層設計、戰(zhàn)略部署，多與校領導層面有關，存在著一定的認知誤差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不被重視又說明了什么呢？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別敦榮表示，綜合改革的根本出發(fā)點在于，從教師的教學、科研以及學生需要出發(fā)，來設計學校的人事分配、后勤、管理等多方面制度，通過綜合改革達到推進教學工作、提高教育和科研水平的目的。

然而，“眼下不少高校的綜合改革方案缺少推進目標、時間表設計、驗收評估要求等要素。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它并不是一個行動方案，而是一個意向計劃，并不具有太大的實際推行意義”。別敦榮說。

這就會導致一些高校雖然也在“重視”著綜合改革，但在操作上卻大有問題。以機構設置為例，一些高校并沒有設綜合改革處、綜合改革部這樣具體的負責部門，改革還得由各個部門去操作，缺乏總的協調部門。一些高校盡管有綜合改革辦公室，但它可能掛靠在規(guī)劃處、校辦或人事處，仍然只是一個部門的工作。“形式上非常重視，但實際上難以落實。”

在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鋒亮看來，綜合改革如果不能發(fā)揮綜合的作用，最本質的原因在于高校教師不能達成改革共識。讓每一個教師、員工甚至學生都廣泛參與綜合改革，獻計獻策，不斷形成共識才是必要之舉。

目標不明確

高校里難啃的“硬骨頭”固然要靠綜合的方式解決。但是，綜合并不意味著沒有重心。

很多高校綜合改革的第一條是人事制度改革，將人事制度改革放在“突破口”“抓手”的位置。

李鋒亮表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只有高校里的大師多了，安心教學與科研，有信心、有動力去追求卓越，人事制度改革才可謂成功，其他很多問題才能更好解決。讓高校中人員流動成為一種常態(tài)，應是更多高校與地區(qū)改革的必要之舉。

別敦榮則提出了另一重擔憂，高校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并不是人事制度，而眼下“目標不明確恐怕是部分高校綜合改革中最突出的問題”。為了人事制度改革而改革，并沒有真正解決學校的辦學水平和質量問題。他解釋，高校辦學水平和質量主要體現在教師的課堂教學和科研工作的的水平和質量上，這方面的問題往往不是提高或降低待遇就能夠解決的，更不是引進幾個人能夠解決的。換句話說，人事制度改革難以達到解決高校根本問題的目的。

還有一些學校在制定綜合改革方案時，只是把以前的改革方案匯集在一起，將以往的人事改革、教學改革、科研制度改革、后勤改革等換個名義陳列出來，然后，宣稱自己的改革就是綜合改革。這種拼盤式的改革缺少目標、重點、策略，不可不謂是一種偽綜合改革。

之所以讓人覺得無的放矢，從最初的改革設計上就可見一斑。

別敦榮告訴記者，哪怕是去問負責綜合改革的領導、起草方案的工作人員，改革究竟要解決什么問題，他們也只會說得很抽象、模糊。因為“綜合改革是由上級主管部門提出并要求的，且有些改革并不是每所高校都要進行的”。

改革的模糊性還側面地反映在當下高校編寫“十三五”規(guī)劃時，部分高校并不明白“十三五”規(guī)劃與綜合改革有什么關系。很多高校形成了兩個文本，綜合改革交給教育行政部門審批，有可能會獲得資金、政策的支持；“十三五”規(guī)劃高校自己在制定，制定完拿到上級去備案。“實際上，在某種意義上兩件事就是一件事，兩項工作可以同時推進，分成兩項工作進行有應付上級要求的嫌疑。”別敦榮說。

按規(guī)律辦事

且不把“規(guī)定動作”與敷衍、搪塞等詞語畫等號，單從綜合改革制定的初衷考慮，它其實就提供了一個讓高校領導者重新思考教育本質的契機。

如何讓綜合改革在正常軌道上運行，不至于走偏、抓偏是高校普遍關心的事。

李鋒亮提醒，高校綜合改革容易掉入兩個誤區(qū)。其一是，遇見阻力或改革不順利，就說改革不好、放棄改革，或是改革的步子、膽子小，徘徊不前，影響士氣。其二是，絲毫不顧及歷史傳統與既有的基礎，一味按照理想模式去推，造成人心惶惶。

采訪中，力戒形式主義，力戒為綜合改革而改革，是記者聽到最多的聲音。

盧曉東表示，以學生為中心而不是以教師為中心，不是以學科為中心，從學生的自我發(fā)展角度出發(fā)，重新思考高校教育組織和教學，突破以前的條條框框，給人才的自我成長以更廣闊的土壤和天空，應當是綜合改革中“綜合”二字的立意。然而，由于受到各種外在因素影響和高校自身改革認識的局限，高校對學生提出嚴格的學術要求仍很難實現，教師和管理機制在考試和畢業(yè)時放水現象較為普遍地存在。

“未來需要對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和創(chuàng)新人才成長的機理持續(xù)進行深度研究，高校在綜合改革中應當按照教育規(guī)律去探索、突破。”盧曉東說。

在鼓勵高校自主探索的過程中，除了審批各高校上報的綜合改革方案，政府部門也不是無事可做。

別敦榮指出，如今政府部門提出了綜合改革，但沒有組織高校進行研究討論。雖說不同高校之間在相互學習，但也僅停留在信息溝通層面，沒有真正坐下來研究綜合改革需要改什么，在何種程度上實現綜合，改革的重難點是什么，沒有設計每一年度的任務等。“在這些方面，還需要有關高校作更深入系統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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