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學術評鑒與發(fā)展高峰論壇現(xiàn)場  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網

目前最廣泛使用的學術評量系統(tǒng)以英語為主，兩岸四地的中文期刊因沒有一個能全面覆蓋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研究成果的引文索引，也沒有公認的影響指數(shù)，致使中文論文在國際學術界欠缺認可度，極大影響了中文人文與社會科學著作的地位。

■本報記者 溫才妃

東部某“985工程”高校校長從2008年起陸續(xù)引入了30多位搞經濟學的海歸。他們學術水平高、論文成果豐碩，但唯一令該校長煩惱的是，海歸們在瞄準國際學術期刊發(fā)表文章時總會遇到兩個問題：要在國際期刊上發(fā)表文章就一定要用英文寫作，要用英文發(fā)表就一定要去研究英文世界的問題。

“我很苦惱的是，引進30多位海歸無法把引領國際學術的本事用在引領中國的問題上，從長遠來說，這對于中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都是有損失的。”這位校長不無遺憾地說，研究中國問題采用中文寫作反而不可能在國際期刊上發(fā)表，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學術評價的定位問題。

他的困惑使得學術界的一個老問題浮出水面——以中文發(fā)表的論文該如何獲得國際評價。

11月18日，由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臺灣大學作為發(fā)起院校，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qū)共32所院校簽署了《推動學術中文合作協(xié)議》，致力于該問題的解決。

“多此一舉”的投稿

如果只是出于職稱考慮，內地高校社科人文的教師將論文發(fā)表在CSSCI、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認定的核心刊物上也就夠了。但是，所研究的學術想要更上一層樓——在國際上取得影響力，卻是難上加難。

為了追求國際影響力，中國的學者往往會怎么做呢？記者采訪了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他表示，一些學者只能將中文學術成果寫成英文，投往列入SCI等系統(tǒng)的刊物。“這些論文主題基本上屬于中國或漢語圈，讀者也基本上是中國人或懂中文的外國人，這樣做并無必要，就連研究這些領域的外國學者，包括母語為英語的學者也認為多此一舉”。

事實上，這樣做有時候并不討好。一位研究政治學的校長指出，討論“市場在多大程度上受政府干預”這類文章在英文雜志上是沒法發(fā)表的，而且，許多重大的中國政治學問題變成英文文章明顯不符合學術規(guī)范。即便退一步在英文期刊發(fā)表中文文章，也只能算作地域性的學術報告，基本上不具有實際作用。

況且，很多學術研究領域更適合以中文為語言載體。如中國的經史子集，它根植于中文研究，以此為基礎生長出期刊，“一定是以中文為載體更為合適，然后再推向全世界，以合適的載體傳播。”山東大學副校長胡金焱說。

作中文研究用中文發(fā)表，反倒無法取得國際影響力，這看起來是個悖論，但卻循環(huán)發(fā)生在人文社科甚至部分自然科學（如中醫(yī)）領域。

事實上，有關語言限制的突破在自然科學領域可見一斑。19世紀至20世紀，當時德國是科學的重鎮(zhèn)，最好的科學論文是用德文寫作。不久前，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的屠呦呦，其大部分的論文也是用中文發(fā)表的。

“這說明語言并不是障礙，用中文發(fā)表不會阻礙學者在科學的制高點上取得高評價。”胡金焱說。

那么，它真正缺失的又是什么呢？

孕育新標準

作為全球五分之一人的共同語言，中文有其不容忽視的國際影響力。然而，“目前最廣泛使用的學術評量系統(tǒng)以英語為主，兩岸四地的中文期刊因沒有一個能全面覆蓋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研究成果的引文索引，也沒有公認的影響指數(shù)，致使中文論文在國際學術界欠缺認可度，極大影響了中文人文與社會科學著作的地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說。

記者了解到，兩岸四地的中文學術評鑒體系主要有南京大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和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等。

這些學術評鑒體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客觀、公正，但卻無法克服制度設計帶來的弊端。如CSSCI無法擺脫片面追求定量數(shù)據(jù)的困擾，TSSCI堅持匿名審查制度，帶來發(fā)文少、篇幅長、審稿人權力過大等問題。因此，從已有的中文學術評鑒體系中，升華出一個新的評鑒體系，成為了與會高校的共識。

據(jù)沈祖堯介紹，中文學術評鑒體系或將采取“兩條腿走路”。在原有各家學術評鑒的基礎上，發(fā)起專家委員會，挑選兩岸四地共同認可的期刊，先形成32所院校認可的兩岸四地優(yōu)質中文期刊名單；進一步爭取更多中文學者的認可，將兩岸三地的標準提升至國際化標準。

然而，國際化標準并不是說建就建。

一方面，國際化標準有自身的門檻。葛劍雄表示，所謂的國際化標準，要看有沒有中國以外的意義。如研究中國哲學，有沒有中國哲學以外可供借鑒的成果。“它是從事實中提升出來的、形而上的、有一定普適價值的成果。”

另一方面，本土問題也可以有國際影響。如對周易、傳染病等的研究，也能在國際上產生重大影響。用澳門大學全球事務總監(jiān)兼校長特別顧問馮達旋的話說，很多人文問題看似本土問題，其實不然，“除非躲在島上不看新聞，不然你會發(fā)現(xiàn)中國的發(fā)展每天都在解決全世界的問題”。

能否形成國際化標準，盡管不少與會者持樂觀態(tài)度，但仍待實踐去檢驗。

以量代質是否仍將繼續(xù)

建立一種新制度，人們往往希望一并革除舊制度的弊病。在會上，讓校長們最為憂心的一個問題是，在新的學術評鑒體系中，如何克服論文發(fā)表片面追求數(shù)量、忽視質量的問題。

事實上，片面追求數(shù)量的問題必須一分為二地看待。

香港中文大學常務副校長華云生指出，中外的評鑒體系喜歡用量化去表現(xiàn)一個很漂亮的圖表，借此告訴人們學術的高下。

葛劍雄則認為，片面追求數(shù)量并不是由評鑒體系本身設計不科學所造成的，相反高校在追逐各項行政評比的過程中催生了論文的快刀操作。

如何跳出“以量代質”的怪圈，華云生認為，與其看引文索引，不如看影響因子。在學術規(guī)范的情況下，它依然是測度期刊的學術水平乃至論文質量的重要指標。

說到破解“以量代質”，更多的人把希望寄托于“同行評議”。據(jù)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陳弱水介紹，臺灣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鑒制度的演進，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把數(shù)據(jù)庫和評價分開來。在2016年即將推出的新系統(tǒng)中，其專家審查占50%，同行問卷占30%。

然而，同行評議在具體的執(zhí)行中也讓學界頗為苦惱。

采訪中，記者了解到若干不規(guī)范現(xiàn)象。比如，由于收到的論文數(shù)量眾多，一些審稿人僅根據(jù)對該期刊的主觀印象打分，并不看文章內容；論文寄給了并不熟悉該領域的審稿人，審稿人憑主觀意志打分；給評審人的時間過短，使其不得不采用一些快速審稿法等等。

“問題不出在制度，而在于做法。”葛劍雄解釋，如能找到合適的評委，沒有人會愚蠢到只看期刊打分；遇見不懂行的人胡亂打分，可以在專家?guī)熘袑⒋巳藙h除；給予評審人充裕的時間，評審人不至于僅憑個別指標快速下結論。

陳弱水對此表示贊同，他同時指出，定性評價沒有萬能的方式，但仍必須建立起同行評議的風氣、習慣，“如果大家都投入，每個人的負擔就不會那么大；如果大家不投入的話，就變成少數(shù)人能決定的事情”。

隨著兩岸四地中文學術評鑒體系的建立，在同行評議上或將帶來新曙光。臺灣大學校長楊泮池表示，過去分區(qū)域使得評審的專家較少，未來兩岸四地合作，專家面可以鋪得更廣，“我相信，論文、著作的質量可以得到更客觀、全面的評估”。

急事與緩事

在采訪中，有不少高校、媒體都在催問兩岸四地中文學術評鑒體系的“時間表”。

楊泮池給出的時間表是1年。“最重要的是把高水平的中文期刊標準設定下來。通過吸引期刊進入，提升水準，進而向全世界推出一批高品質的學術刊物。”

伴隨著“十三五”期間，內地近1萬種期刊大調整，一部分品質不高的期刊將退出，一部分期刊又將進入的浪潮，盡早出臺新標準，對于新進入的期刊從一開始就按新標準執(zhí)行，大有裨益。

與此同時，中文論文增長數(shù)量迅速，中文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團隊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團體之一，也急需一個國際化標準，提升中文研究成果的國際學術地位。

對于以上兩點，建立新的中文學術評鑒體系的確是急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要“馬上辦”。比如，對于交叉學科的論文評鑒。

北大圖書館館長朱強表示，交叉學科的論文評鑒一重難度來自于論文本身，交叉學科論文目前尚無專門的評價標準，將其歸入所涉的多個學科中評價，就有可能出現(xiàn)一種情況，與該學科有關的內容并非前沿，導致論文無法得到客觀評價。

另一重難度來自于衍生出來的期刊。現(xiàn)行的評鑒體系仍然堅持的是以刊代評的思路，新生的交叉學科衍生出的刊物也是少數(shù)，“所謂的核心期刊是一群期刊里的若干核心，它本身無法成群，又何來核心呢？”朱強說。

對于交叉學科的評鑒，葛劍雄認為，交叉學科成果被承認需要更長的時間，因為成果需要有檢驗的過程，匆忙承認不見得是好事。除非已經形成了新學科，否則沒必要專門為它制定標準。“因此，研究交叉學科的學者須在心態(tài)上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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