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合組織報告指出，澳大利亞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高于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數(shù)據(jù)顯示，在2004年，澳大利亞25歲至34歲的青年中，完成高等教育的人數(shù)占比為45.7%，而相較于此，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則為40.5%。
此外，報告還顯示，發(fā)達國家中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差異巨大。韓國25歲至34的青年中，有67.1%接受過高等教育，而在日本，該數(shù)字為58.4%，加拿大為57.8%。然而，德國該年齡段的青年中僅有30%接受過高等教育，此外，葡萄牙該數(shù)字僅為29.3%，而土耳其與巴西僅為22.5%與15.3%。
對此，經合組織指出：“隨著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與科學技術的不斷發(fā)展，全世界的勞動立場也在面臨著革新，這就意味著，對于個人來說，需要獲取更加廣泛的知識與更加專業(yè)的技能。”
與此同時，多份研究報告還指出，相較于本土學生，擁有亞洲背景的學生對于學歷有著更高的追求，并往往在學業(yè)方面表現(xiàn)更好。報告稱，英國背景的家庭父母往往對孩子的教育持放松態(tài)度，而中國背景的澳大利亞家庭父母則往往以“虎媽”風格著稱，他們更加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
針對該議題，西澳伊迪斯科文大學(Edith Cowan University)博士馬利克(Ranbir Singh Malik)在20世紀90年代，分別選取3家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中產家庭與3家居住在珀斯的英國移民中產家庭做為調研對象。當時，6個家庭的孩子還在讀，而當6個家庭的孩子成年時，馬利克博士發(fā)現(xiàn)，3個英國移民的家庭的孩子均未繼續(xù)接受高等教育，而來自亞洲背景的移民家庭的孩子則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對于上述報告，馬利克博士指出：“尤其是中國背景的亞洲移民家庭父母，他們傾向于讓孩子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這些父母往往會選擇付出更多的努力，讓確保自己的孩子能夠在學業(yè)上獲得成功。”
但馬利克同時指出：“也是由于父母對于孩子過高的期望，往往會給孩子帶來更大的壓力，同時增加滋生心理問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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