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文靜

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節(jié)奏不斷加快的時代，很多人的生活都被工作占去了大量的時間，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

一些科學家希望改變這種現(xiàn)狀。今年5月31日，《自然》雜志發(fā)表了一篇探討科學家工作時間的文章《科學家職場習慣：全職已經(jīng)足夠了》。文章列舉了幾位青年女科學家對職場工作時間的看法，她們主張合理用時，認為“工作到晚上六點都沒必要”。

但實際上，在許多領域，漫長的工作時間仍然是科學研究人員的常態(tài)。2016年《自然》雜志曾進行過一項關于全球青年科研人員的民意調(diào)查，結(jié)果有38%的人反饋他們一周工作的時間超過60小時，其中9%的人稱每周工作超過80小時。同時也有研究表明，科學家的工作時間存在著明顯的地域差異。

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們?nèi)绾慰创�自己的工作時間？他們的工作時間是否確實存在差異？如果存在，那么產(chǎn)生差異的原因又可能是什么？帶著這些問題，《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了在美國、澳大利亞和中國工作的幾位科學家。

忙碌的狀態(tài)：討厭還是享受？

“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生態(tài)學家梅根·達菲有一件事要坦白：一般下午5點一到，她就已經(jīng)準備好下班回家了。晚上，她更希望陪著丈夫和三個孩子，而不是與顯微鏡和水樣待在一起。”《科學家職場習慣：全職已經(jīng)足夠了》一文中寫道。

文中介紹，早在2014年，達菲就發(fā)表過一篇博文《在學術(shù)界取得成功并不需要每周工作80個小時》，坦白自己每周一般工作40～50小時，“只是個全職科學家”。

這篇博文在相關領域的科學家群體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有一位女科學家告訴達菲，這篇博文改變了她的生活。“之前，她一直有負罪感。一個人應該長時間工作的想法十分普遍。如果每周工作時間不到60～80小時，你做的就是不夠的。這讓人們感到焦慮。”達菲說。

今年早些時候，達菲獲得了美國湖沼和海洋學會的Yentsch Schindler青年科學家獎。“這些科學家會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時間，避免不必要的時間消耗。通過平衡優(yōu)先事項、堅持自我，他們獲得了更多實驗室外的生活時間。”文章說。

實際上，在全球范圍內(nèi)，“全職科學家”都并非科研人員的常態(tài)�！蹲匀弧冯s志曾在2016年做過一項全球青年科學家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有38%的受訪者報告每周工作時間超過60小時，其中9%的人表示工作時間超過80小時。2013年一項針對歐洲研究者學術(shù)工作習慣的調(diào)查顯示，德國資深學術(shù)工作者報告的每周平均工作時間為52小時，高于所有其他被調(diào)查的國家。2014年一項針對英國大學和學院工會（UCU）教師職業(yè)壓力的調(diào)查顯示，41%的全職大學教師表示自己的每周工作時間在50小時以上。

“我現(xiàn)在每周工作差不多60個小時。”美國紐約大學的腦神經(jīng)科學家溫蒂·鈴木告訴記者，這已經(jīng)比幾年前自己的工作時間少多了。此前，溫蒂·鈴木信奉“只有投入100%的時間來做科研，工作才能做得優(yōu)秀”的觀點，直到她發(fā)現(xiàn)自己得到的除了亮眼的工作成績外，還有10公斤的贅肉和貧乏的社交生活。

此后，溫蒂·鈴木對工作時間做出了調(diào)整。“我為自己在閑暇時間安排了豐富的活動，包括不同形式的運動。我還重新安排了我的工作生活，丟掉了一些雜事，花費更多時間來探索我喜歡的科學問題，所以它現(xiàn)在似乎也不太像是‘工作’了。”溫蒂·鈴木說。

也有科學家享受這種忙碌的工作狀態(tài)。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金大勇管理著一個擁有幾十人的實驗室。“我的工資單上寫著每周按照35個小時來付我薪酬。但實際上，在現(xiàn)在如此激烈的競爭環(huán)境下，如果我真的每天早九晚五做科研，絕對是無法生存的。”金大勇說，“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僅僅把科研當作一份‘工作’，是無法作出真正優(yōu)秀的成果的。做科研需要興趣和激情，更何況現(xiàn)在是納稅人在資助你完成自己感興趣的科學探索，從這個角度看，就更無所謂工作時長多少了。”

科學家能打卡工作嗎？

事實上，討論科研人員的每周工作時間可能是個偽命題，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常常無法準確計算。

“科學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是無法打卡計時的。”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曹則賢對記者說，“很多卓越的科學家，比如法國科學家龐加萊，他們的大腦一直在不斷創(chuàng)造著科學成果。龐加萊說，隨時能睡著的人才是天才，強調(diào)擠時間來工作。對于這樣的科學家來說，一周多少工作時間都不夠。”

當然，較之過去，如今整個科學研究的方式正在發(fā)生變化，專業(yè)細分程度逐漸增強，科研從小科學走向了大科學，向著組織化、復雜化的方向發(fā)展。

“在這些龐大的科研綜合體里，可能有些科研人員承擔的不是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但對于那些有創(chuàng)造性的科學家來說，他的工作不可能限定在工作時間里。他雖然下班了，但頭腦仍在工作。對于那些天才更是如此，因為他們工作的每一刻都是有成效、有產(chǎn)出的�？茖W工作的特殊性就在于動腦。”

對此，金大勇也有同感。“科研是一種特殊的工作，是不能用時間來計量的。”金大勇說，自己有時早上5點多就會起床，處理郵件，雖然坐在家里，但這時已經(jīng)開始工作了。到了學校跟學生聊天詢問進展、跟團隊成員一起吃早飯時討論科研話題，還有出差、寫申請、參與會議等等，其實都是在工作。甚至在假期，腦子里仍想著科研問題。

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印證了科研工作的這種靈活性。美國波士頓大學的生態(tài)學家理查德·普里馬克曾對生物學家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完成了多少工作進行過實證研究。在2013年發(fā)表于《生物保護》期刊的一項研究中，普里馬克與合作者分析了2004年～2012年期間該期刊收到投稿的時間。結(jié)果顯示，超過1/4的論文投稿時間都是周末，或者工作日的晚7點～早7點之間；周末投稿率每年增長5%～6%。

“很顯然，對于科研工作來說，只花費常規(guī)的工作時間是無法脫穎而出的。但我同時也覺得，拼命工作、完全沒有業(yè)余時間，也不一定就能成為非常有創(chuàng)造力、多產(chǎn)的成功科學家。”溫蒂·鈴木說，“我們知道，真正的創(chuàng)造力需要思考的空間。如果你每天只是忙于申請基金、編輯論文、管理學生等工作，何來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空間呢？相反，你需要空間，甚至假期，去思考你的學術(shù)領域、產(chǎn)生創(chuàng)新性思維。對我自己而言，相比于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現(xiàn)在更有創(chuàng)造力，也更大膽，原因之一就是我給自己留出了思考的時間，創(chuàng)造了能涌現(xiàn)新想法的環(huán)境。”

來自地域的差異

理查德·普里馬克對科學家投稿時間的研究同樣發(fā)現(xiàn)了明顯的地域差異。相較于比利時和挪威的研究者，中國和印度研究者在周末投稿的可能性要高出5倍。在日本，30%的論文原稿都是在工作日的下班時間后投出的。北美科學家在下班時間提交論文的比例處于平均水平。

“地域差別確實存在，比如在澳大利亞做科研相對更悠閑一點，因為人少，競爭也相對小一些。另外，由于澳大利亞對科研工作的考核機制不是很量化，當然申請升職時也要寫材料，你的工作會被評估，但不是計算發(fā)多少論文、加多少分這么絕對。所以整體來說，澳大利亞的科學家工作狀態(tài)相對更從容一些，探索性更強一些。”金大勇說，“但有一點，我所看到的優(yōu)秀科學家，無一例外全都是很享受科研工作的，他們對科研有激情，他們的頭腦在一刻不停地思考，這一點是沒有國界的。”

曹則賢曾在德國學習和工作多年。他的德國導師帶著41個博士生，但并未看到他異常緊張地工作。“當你不從容的時候，一定是因為你不會。”曹則賢說，“科學研究從來不是通過趕工、勉強得來的。”

在曹則賢看來，科學家工作狀態(tài)的不同緣于各國科學文化背景的差異。“我國科學研究受美國、日本影響較深，更為功利化，而以法、德、英為代表的歐洲科學研究更注重思想創(chuàng)造的過程。”曹則賢分析說，對于歐洲國家來說，科學是在本土一點一滴產(chǎn)生的，他們知道科學的重要性，也知道科學創(chuàng)造要經(jīng)歷怎樣的過程。所以，一旦對科學家的身份進行了確認，對其工作就不會再多加干涉。

“而我們是把西方成熟的科學成果直接拿來，對于如何創(chuàng)造、如何試錯、如何建立價值觀判斷對錯等，則知之甚少，所以我們創(chuàng)造性不強，又太過于強調(diào)數(shù)量上的產(chǎn)出。”曹則賢說道，“科學創(chuàng)造，就像畫畫一樣，你看到一幅成功的畫，可沒看到的是那些之前不成功的。那些不成功的，恰恰才是創(chuàng)造的過程，才是最有價值的。科學研究就像淘金一樣，是從一筐一筐的沙子里面找金子。如果把科學研究都當作工程來做，要求目標清楚、細節(jié)詳細、結(jié)果能預知，那還是科學嗎？”

誰動了科學家的時間？

對于科學家來說，時間是珍貴的，時間利用更需要高效。

兩個多月前，金大勇赴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問，在與物理學家朱棣文的交談中，對方的一段話讓他印象深刻。“他說如果他的學生今天做完實驗沒有及時整理，他就覺得這不是一種好的工作狀態(tài)，因為這表明他對實驗結(jié)果沒有渴求。”

在金大勇的實驗室中，有些新來的學生在等實驗結(jié)果時，會玩手機或上網(wǎng)。“我覺得這是極大地浪費時間。你的腦子要跟著實驗走，思考實驗不成功怎么辦、可能會有哪些原因?qū)е聦嶒灢怀晒�、實驗結(jié)果會有幾種可能、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方法等等。你要一直在動腦，要用巧力。”金大勇說。

對于金大勇來說，管理整個實驗室的經(jīng)費、人員等各個方面，事情多而雜。如何提高效率，他的方法就是“專注”。“我會想我這周、這個月、這一年需要什么，然后砍掉其他不必要的事情，只專注于做這些最重要的事。”

溫蒂·鈴木在提到時間管理的方法時也說，首先要明確哪些事情是需要優(yōu)先去做的，然后給這些事情分配足夠的時間。“這聽起來簡單，但如果你的優(yōu)先事項與部門的優(yōu)先事項相沖突，那執(zhí)行起來就會很難。作為一名科研人員，要學會對有些事情說不。”

對于國內(nèi)的科學家來說，對有些事情說不貌似更難。

“我們對教授、研究員的評審是寬進嚴出的，因此我們設計了很多制度來對科研人員進行考核，而這大大增加了科學家的時間成本。有些科學家就像熱鍋里的炒豆一樣，一刻不得消停。所以，我們的科學家每天非常忙，但有很多時間其實是無效的。”曹則賢無奈地說，“比如種種考核，比如財務報賬工作。在西方，大學、研究所是沒有財務部門的，由第三方機構(gòu)來管理，你要是敢貪污，警察直接來找你。”

曹則賢辦公室的書架上貼著一張A4紙，上面打印著四個大字“大塊時間”。“科學本就是思想性的工作，需要大塊的時間靜下心來思考。有些雜事僅占用一個小時，但卻打亂了你整個工作的節(jié)奏。”曹則賢說，“我們需要對科學精神、科學研究的工作方式、科學回饋社會的時間和方式等問題有清楚認識，從而在科學家的遴選、資助方式等方面，建立更加成熟和高效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