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應該是良心的守望者，知識的守望者，不能敷衍趨勢，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見風使舵。
我認為有三類經濟學家：一是理論經濟學家，目標就是要摘取諾貝爾獎，就是提出問題、提出假設進行規(guī)律發(fā)現(xiàn)；二是應用經濟學家，研究經濟轉軌，研究中國制度變革，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他的主要內容是眼前短期政治長期政治的演變和制度的轉型；三是“飛機場經濟學家”，善于分析常識的經濟學家。這三類經濟學家我們都需要。
這是從經濟學人本身這樣一種工作角度來講。如果從一種更宏觀的字眼看，中國當代經濟學人使命是什么？我認為兩大使命：1.研究中國加快制度轉型；2.研究中國經濟發(fā)展有沒有理論規(guī)律。
要完成這兩大使命，我覺得應該好好學習了解世界經濟的發(fā)展史。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小國開放，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今天的一舉一動都已經影響世界。這樣背景之下我們如何與世界互動，世界有什么反應？最后結果是什么樣？我想世界經濟史上有很多東西可以借鑒。200多年來人類發(fā)展史有不少教訓，有的甚至非常慘痛，因此未來中國經濟保持穩(wěn)定增長應該有它的邏輯。應該了解世界的大背景、大邏輯，了解制度政策變化可能發(fā)生的情況，借鑒歷史指導中國。
我的第二個建議是讀點經濟學術史。我們要尊重先人、前輩，但是我們也不要迷信前輩，更不要簡單地迷信主流經濟學。理由是：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主流經濟學家都在反思；我們說哪種理論都有它產生的特殊時代背景，都有一定的時代性，包括它的局限性。任何一個學派都不是常青樹，都不能永遠獨占舞臺。
我們做經濟學人，首先要明確“我是干什么的”、“我研究哪一塊”，不要什么都研究。不要東碰碰，西碰碰。
我認為做理論經濟學要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30年磨一劍才可以磨出好東西。比如，得過諾貝爾獎的一個人1960年寫了社會成本問題，到了幾十年以后才得諾貝爾獎，他沒有寫過多少東西，遠遠不如我們中國有的經濟學者寫了這么多的文章。
做政策研究要腳踏實地，善于調研。有深度的文章不需要擺花架子。有價值的文章不是光是批評政治，而是能夠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有深度的文章，不能光是隔靴搔癢，不要嚼人家已經嚼過的饅頭，那沒有出息。不要說人家聽不懂的話，那是似懂非懂。
做學問要善于捕捉經濟運行出現(xiàn)的問題和矛盾；準確判斷問題，判斷問題矛盾的性質與特征，學會通過現(xiàn)象抓本質，把握經濟規(guī)律，經濟大勢呈現(xiàn)特征性的東西；政策研究要回答的不僅僅是應該怎么辦，而且要回答具體怎么辦。
做好這些的經濟學者，其思想其觀點，就可以從一個國家的發(fā)展、政治制度演變歷史中找到他的影子，就能見證歷史，影響歷史，這就是政策經濟學家的使命。
經濟學人應該是良心的守望者，知識的守望者，不能敷衍趨勢，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見風使舵。如果經常是今天否定自己的昨天，今年否定自己的去年，不斷地打自己的耳光，這樣的經濟學人是沒有出息的。經濟學人做人做學問必須老老實實，不怕自己觀點思想不成熟，就怕不老實，只要老實做人和做學問，社會和歷史的眼光是客觀的，早晚都會得到承認，同時在勞動報酬上給予一定肯定。
我認為有三類經濟學家：一是理論經濟學家，目標就是要摘取諾貝爾獎，就是提出問題、提出假設進行規(guī)律發(fā)現(xiàn)；二是應用經濟學家，研究經濟轉軌，研究中國制度變革，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他的主要內容是眼前短期政治長期政治的演變和制度的轉型；三是“飛機場經濟學家”，善于分析常識的經濟學家。這三類經濟學家我們都需要。
這是從經濟學人本身這樣一種工作角度來講。如果從一種更宏觀的字眼看，中國當代經濟學人使命是什么？我認為兩大使命：1.研究中國加快制度轉型；2.研究中國經濟發(fā)展有沒有理論規(guī)律。
要完成這兩大使命，我覺得應該好好學習了解世界經濟的發(fā)展史。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小國開放，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今天的一舉一動都已經影響世界。這樣背景之下我們如何與世界互動，世界有什么反應？最后結果是什么樣？我想世界經濟史上有很多東西可以借鑒。200多年來人類發(fā)展史有不少教訓，有的甚至非常慘痛，因此未來中國經濟保持穩(wěn)定增長應該有它的邏輯。應該了解世界的大背景、大邏輯，了解制度政策變化可能發(fā)生的情況，借鑒歷史指導中國。
我的第二個建議是讀點經濟學術史。我們要尊重先人、前輩，但是我們也不要迷信前輩，更不要簡單地迷信主流經濟學。理由是：金融危機之后，美國主流經濟學家都在反思；我們說哪種理論都有它產生的特殊時代背景，都有一定的時代性，包括它的局限性。任何一個學派都不是常青樹，都不能永遠獨占舞臺。
我們做經濟學人，首先要明確“我是干什么的”、“我研究哪一塊”，不要什么都研究。不要東碰碰，西碰碰。
我認為做理論經濟學要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30年磨一劍才可以磨出好東西。比如，得過諾貝爾獎的一個人1960年寫了社會成本問題，到了幾十年以后才得諾貝爾獎，他沒有寫過多少東西，遠遠不如我們中國有的經濟學者寫了這么多的文章。
做政策研究要腳踏實地，善于調研。有深度的文章不需要擺花架子。有價值的文章不是光是批評政治，而是能夠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有深度的文章，不能光是隔靴搔癢，不要嚼人家已經嚼過的饅頭，那沒有出息。不要說人家聽不懂的話，那是似懂非懂。
做學問要善于捕捉經濟運行出現(xiàn)的問題和矛盾；準確判斷問題，判斷問題矛盾的性質與特征，學會通過現(xiàn)象抓本質，把握經濟規(guī)律，經濟大勢呈現(xiàn)特征性的東西；政策研究要回答的不僅僅是應該怎么辦，而且要回答具體怎么辦。
做好這些的經濟學者，其思想其觀點，就可以從一個國家的發(fā)展、政治制度演變歷史中找到他的影子，就能見證歷史，影響歷史，這就是政策經濟學家的使命。
經濟學人應該是良心的守望者，知識的守望者，不能敷衍趨勢，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見風使舵。如果經常是今天否定自己的昨天，今年否定自己的去年，不斷地打自己的耳光，這樣的經濟學人是沒有出息的。經濟學人做人做學問必須老老實實，不怕自己觀點思想不成熟，就怕不老實，只要老實做人和做學問，社會和歷史的眼光是客觀的，早晚都會得到承認，同時在勞動報酬上給予一定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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