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跨國公司高管,到歸國創(chuàng)業(yè),王輝耀尋找到了他的安身立命之處,他意欲打造一個國際智庫,提升中國人才、企業(yè)的國際力量。
王輝耀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如今已50多歲,但即便面對面,看上去也不過40出頭。人長得年輕,做的事更年輕——智庫——這個中國近幾年才流行的詞,他已經研究了十余年,F(xiàn)在,他正在打造中國的全球化智庫。
2008年,身為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的王輝耀組織成立了“歐美同學會建言獻策委員會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enter For China &Globalization,簡稱CCG),研究領域包括人才國際化、企業(yè)國際化、國際問題、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中國海歸、華僑華商、國際問題等,試圖影響和推動政府的相關決策,從“根源上”推動中國進步。如今,一些報告已成為國家推出政策的參考依據(jù)。
“現(xiàn)在中國具有國內視野的智庫并不缺,但缺少具備國際視野的。”王輝耀告訴慈傳媒《中國慈善家》,“中國需要的不只是省與省之間的比較,更需要參考國際大勢。”
搭建平臺
王輝耀是最早一批留學加拿大讀MBA和國際管理的博士研究生。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對留學生提出“要想做貢獻,還是回來好”。此時,王輝耀已出國8年。期間,王輝耀在全球最大工程咨詢與管理公司SNC-蘭萬靈(SNC-Lavalin)擔任過亞洲區(qū)董事總經理,而后又擔任加拿大魁北克駐香港和中國首席經濟商務代表。1993年,一部名為《北京人在紐約》電視連續(xù)劇風靡全國,就此掀起“出國熱”的大潮,但王輝耀決定回到正在青春期瘋長的中國,干一番事業(yè),參與中國變革。
回國后,王輝耀先后創(chuàng)辦了三家公司。不久便經朋友介紹,加入歐美同學會。這是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海歸精英組織,由顧維鈞、梁敦彥、詹天佑、蔡元培、顏惠慶、王正廷、周詒春等優(yōu)秀海歸于1913年10月共同發(fā)起,目的是“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進步的思想理念,為國家強盛和民族振興貢獻力量。”王輝耀想通過這一平臺,推動中國海歸事業(yè)。2002年,王輝耀與田溯寧、張朝陽、吳鷹、徐小平、李彥宏等近百位精英海歸共同發(fā)起歐美同學會商會,并擔任創(chuàng)始會長。
創(chuàng)辦商會前后,王輝耀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擔任了三年兼職教授,并在光華管理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商務管理課程。在這期間,他萌發(fā)了做海歸社團和國際智庫平臺的愿望。有著“士者”情懷的王輝耀想成為一個社會企業(yè)家。
海歸獻策
1868年,“中國第一位海歸”容閎向清政府建言獻策,提出選派幼童出洋留學,被清政府采納。1872~1881年,清政府先后4次共派120位中國幼童赴美留學,打開了中國官派留學生的大門。
王輝耀非常敬仰容閎,他認為,今日中國的改革開放,海歸人才應發(fā)揮更多作用。2002年,王輝耀在發(fā)起成立歐美同學會商會后,2005年又和田溯寧組織發(fā)起了歐美同學會商會2005委員會,發(fā)起人還包括王波明、湯敏、李山等知名海歸,王輝耀被推舉擔任了2005委員會創(chuàng)始理事長。在王輝耀看來,當代海歸除了具有創(chuàng)業(yè)與創(chuàng)新的特點外,他們還有獨特的建言獻策的國際視野,應該充分發(fā)揮他們智力密集的優(yōu)勢。2008年CCG成立后,在王輝耀的組織下,至今已經向國家有關部委提交了上百份建言獻策報告。
2006年,對海歸創(chuàng)業(yè)的資金難題做了研究后,王輝耀向總會和一些政府領導提交報告,得到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親自過問和批示。這并非首次次引起“中央高層”的關注,上世紀80年代,王輝耀還在外經貿部工作時,他撰寫的中國企業(yè)在海外開展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的建議,就曾得到當時中央最高領導人胡耀邦的親筆批示。
作為國際人才研究權威專家,2008年,王輝耀應邀參與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的起草工作,并擔任中組部國際人才戰(zhàn)略研究專家組組長,促進了國家“人才”政策在年底出臺。
近些年,王輝耀將絕大部分經歷投入到國內外人才研究、國家政策建言獻策和國際化智庫建設方面,舉辦大大小小的國際人才與智庫活動,邀請各國精英參與。目前,CCG已吸引了眾多的國際級智庫精英和知名學者擔任學術委員會專家。
CCG的運作并不一帆風順。與一般的商業(yè)咨詢公司不同,智庫不會針對某一家企業(yè)提供咨詢服務,而是致力于推動政府政策的改進。然而,研究過程中,一些必不可少的官方數(shù)據(jù)很難獲取,這給王輝耀的智庫帶來不小的障礙。“在一些歐美國家,一些官方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對公眾公開,在中國,很多數(shù)據(jù)民間組織拿不到。”王輝耀說。為了拿出客觀獨立的研究成果,王輝耀很多時候只能依托自己的團隊,耗費人力財力,做大量社會調查和研究。
確保“獨立性”并拿出過硬的研究成果和可行性方案,是智庫存在的根本。在中國,這也恰恰導致了另一個生存難題——缺少資金。一些歐美國家,智庫多由基金會及企業(yè)家捐資以維持運作和發(fā)展;反觀國內,企業(yè)家和基金會關注的領域仍聚集在助學救災方面,少有捐贈投入到智庫領域。
“從開始到現(xiàn)在,資金是一直困擾我們的問題。”王輝耀告訴慈傳媒《中國慈善家》。CCG每年要出近十本研究著作,舉辦大大小小十來場活動,提交近二十份影響國家有關部門的政策研究課題報告,年支出在一兩千萬左右,除了一些政府購買研究服務的資金,王輝耀則只能自掏腰包來維持運作。雖然王輝耀在創(chuàng)建智庫時就已做好心理準備,“智庫可大可小,國內幾個人組成的智庫也很多。”但至今王輝耀仍維持著近50人全職團隊的陣容。在中國,這種規(guī)模的民間智庫鳳毛麟角。
“政府應該更加放開一些,拿出更大的力度來支持,購買更多的課題給民間智庫來做,讓智庫在中國的發(fā)展更多元化。”王輝耀說。
1999年,王輝耀曾為其母校廣州外國語學院捐款設立了王輝耀獎學金,而后,又在北京延慶縣捐資修建了一所希望學校。如今,他對智庫推動社會進步早已有了進一步認識,“捐一所希望小學,解決了一個學校的問題,進行一項好的教育政策或人才發(fā)展的研究,智庫建議一旦被采納,將影千千萬萬的學校和無數(shù)的人才。”
智庫國際化
1970年代,當很多人都在忙著“打倒資本主義”時,王輝耀捧著破爛的英語書躲在角落苦讀;中學時被下放到人跡鮮至的荒野農村,他抱著一臺小收音機收聽海外新聞和看參考消息;1980年代中期,人們爭先恐后抱起“鐵飯碗”,王輝耀則放棄外經貿部的工作,去讀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還沒聽過的MBA;出國大潮洶涌的1990年代,王輝耀已經做到跨國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出任海外政府高級經濟商務代表,在打入海外主流社會高層后卻又選擇回國,開創(chuàng)海歸事業(yè)。
2013年4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一部分,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智庫”一詞漸熱。王輝耀仍是先走一步,他要將智庫升級,走一條國際化之路,從更加專業(yè)化、理論化、國際化的層面,打造被主流政策決策者認可的智庫平臺,將“中國制造”變?yōu)?ldquo;中國智造”,將“人口紅利”轉變?yōu)?ldquo;人才紅利”,用智庫提高中國軟實力。
海外留學、工作多年的王輝耀具有國際視野,但他并不滿足。2010年,王輝耀應邀到全球智庫排名第一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擔任訪問研究員,2011年又開始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擔任高級研究員,潛心研究國際智庫運作模式。
除了與中科院、社科院等一些智庫進行交流溝通,王輝耀還經常與一些國際知名智庫進行交流,這其中包括布魯金斯學會,也包括美國蘭德公司、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2014年4月17日,北京飯店,CCG攜手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聯(lián)合舉辦了“智庫與中國的發(fā)展”專題圓桌交流座談會,聚合多位國際知名智庫專家,研究探索中國智庫未來的方向。
年初,王輝耀更邀請到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原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加盟,擔任CCG的理事長,邀請亞洲協(xié)會聯(lián)席主席、香港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做聯(lián)席理事長。“中國最國際化的官員首推龍永圖,他推動中國加入了WTO,而陳啟宗是非常國際化的香港企業(yè)家。”
多年以來,王輝耀習慣了“站在地球儀旁邊思考問題”,帶領CCG團隊完成多個具有國際視野的課題研究,從“國際人才競爭戰(zhàn)略”到“人才”,從“國家綠卡待遇完善”到“人才簽證”寫進人大立法、從“中國海歸創(chuàng)業(yè)支持啟動計劃”到“中國企業(yè)走出去十大模式”等,很多研究成果都成為了國家相關政策出臺的參考依據(jù)。
引進國際化資源的同時,王輝耀也在“走出去”。2011年10月,CCG與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共同舉辦了“中美投資華盛頓論壇”,邀請了華為、中興、聯(lián)想等企業(yè)到美國國會,與美國參眾兩院資深議員交流,探討中國在美國投資的機遇與挑戰(zhàn),開展公共外交。“我們的研究也要更多的走出去,我們今年將出兩本關于人才國際化、企業(yè)國際化的英文書。”
今年年末,CCG將聯(lián)合商務部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舉辦中國企業(yè)全球化論壇,向全球推舉中國最國際化的企業(yè)。
“人才國際化政策研究我們已經做到很有影響,下一步,我們將重點開展中國企業(yè)國際化研究。”王輝耀說,“希望一二十年后,會有中國的布魯金斯、中國的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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